救世新教《大學證釋》之《大學》改本研究 6

從明德至新民，這是為政之人所必須經歷的過程，然而能夠「新民」者，必須「有其位，得其時」，也就是說，一個能夠達成儒家治平理想者，必須擁有政權與享有「時命」。擁有政權乃利於其理想的推動，而享有時命，則是須具有「天命」的救世主。在民間教派中，「天命」不只是從「天」所得到政治上的治理權，而是指持有上帝懿旨的救世主，而這些救世主乃應時應運而生，他們宣揚上帝的理念，教化世人回復本初之性，返還原性之善，從這個角度上而言，說明了唯有身負「天命」者，才是真正的救世主，也才能弘揚上帝之理，闡述上帝之道。因此，「時命」對於民間教派而言，是極重要的觀念，是故他們認為三教聖人即是應時應運而生，乃上帝指派降世以拯救寰宇眾生（註19）。故而《大學證釋》重新詮釋《大學》，基本上也是應「時命」之須，期能實踐儒家的治平理想，挽救當時混亂的時局。從「有其位，得其時」這個角度觀察，政教合一可說是《大學證釋》所冀望的政治環境，將治道與教化結合，人人循真理而行，世界必然一片祥和景象。由此可知，將《大學》所談的義理外「用」於世，可說是《大學證釋》一貫的宗旨。

從「用」的角度觀察，即可以理解何以《大學證釋》另立「親親新民」這一綱領，因為他們認為，若要實踐「大學之道」，不可再侈談心性，而應將《大學》所談的政治理想落實在日用人倫之中，故而須由「親親」為始，從這個角度觀察，《大學證釋》所談的政治理想，是較接近《禮記》之〈大學〉的。

二、從「全書綱領」與「總結綱領」的結構談論

我們若觀察《大學證釋》所分列之十一大綱目的標題，則可以發現其中有關「綱領」部分有重複的現象。也就是說，《大學證釋》於經文首段即以「全書綱領」說明明德、親親、新民、止至善的重要性，何以在講述綱領的意蘊之後，又有「總結綱領」這一目呢？就全書的結構而言，不是顯得太累贅了嗎？我們由是可以思考，「綱領」這一部分的意義，在《大學證釋》所要闡述的思想中，應有其階段性的跨越意義。
在《大學證釋》之「全書綱領」的「宣聖講義」中，即講述了綱領的重要性說：「此章係全書綱領，其後皆係就此綱領推演其目，文法自綱領始，雖係逐節演述，而未如今本之次序也。」（上冊，頁1右）這段文字雖再次說明朱熹所編纂的《大學章句》並不是他們心目中理想的版本，並且說明了「綱領」在《大學證釋》的重要地位。就上述文字所言，四大綱領可說是《大學證釋》的思想核心，因此《大學證釋》雖分為上、下二冊，但就全書的思想體系觀察，則從「全書綱領」以至「總結綱領」應屬於一大段落，而這一大段文字，若以我們所熟悉的朱子對《大學》的安排方式，則可說是「經」的部分，此後則是屬於朱子所說「傳」的部分（註20），因之由「全書綱領」以至「總結綱領」，就全書的結構而言，雖顯累贅，但就《大學證釋》的思想體系來看，乃有其階段性的劃分意義，我們由「宣聖講義」的一段文字，可以看出其中的意涵：

以上係總述明明德、親親新民、止至善諸義，而復結論之。以見明德至善之君子，天下後世皆不能忘，而當時之民，皆樂利無窮，其於大學之道，至矣盡矣，學者可不師之耶。此後則就格物致知，以迄治國平天下終。分論其道，使學者知明明德之事，皆須見諸實行，而始於己身，終於天下。本章以後，教人為明明德之種種事業，皆基於綱領中明明德一語。但其文似僅關乎明明德。其實親親、新民、止至善各條，無不在也。此後隨時發揮其義，如齊家，親親也；治國，平天下，新民也。修身以還，至於誠意、格物，無非為止至善也。而自格物以至治平，又舉不外止至善三字之義。或者以綱領雖列舉四條，而分論或詳或略，疑有輕重之分，其實有內外而已。明明德至新民，外也，外則推其德也。止至善，內也，內則進乎道也。故此後自格致至誠正，皆止至善工夫；修齊則親親工夫；治平則新民工夫。合而言之，則皆明明德工夫，反而求之，則皆止至善工夫。一者即四，四者即一，所謂一以貫之者，即此之謂也。（上冊，頁10∼11）

我們由是可知，在《大學證釋》所要闡釋的義理思想中，以明明德、親親新民、止至善最為重要，也就是在修道的歷程中，「綱領」是其中最重要的關鍵，不論是修己成人、抑或內聖外王，「綱領」是《大學》核心，尤其是「明明德」更是一切的根本，親親新民、止至善的基本功夫皆在「明明德」，因此在「全書綱領」以至「總結綱領」所說都是此四者的重要性，由於四者可說是全書開展的主要關鍵，因此《大學證釋》特以五個章節來解釋綱領，以顯現綱領在全書的重要性。

再者，上述文字所說「此後則就格物致知，以迄治國平天下終」我們可知就《大學證釋》所要闡釋的思想，從「全書綱領」到「總結綱領」是屬於內在修為的涵義功夫，乃是「明明德」由「體」而「用」的具體說明；而從「格物致知」以後，則較屬於外在的「親親新民」的推展，為外王事業的呈現，而二者的終極目標皆以「止至善」為目的。由此觀之，從「格物致知」至「治國平天下」，所重視在外王之「用」，故而《大學證釋》又別立「總結綱領」，以此作一分別。我們可以具體地說，「全書綱領」至「總結綱領」是《大學證釋》所闡述之「內體」的關鍵，而「格物致知」至「治國平天下」則是「外用」的呈現，由「體」而「用」，是《大學證釋》詮釋《大學》時一貫的主張，與其所說「儒教所重，皆重實用，內而修己，外而治人，無不咸宜」（下冊，頁53）是一致的。　　

【註釋】

（註19）「時命」主題在民間教派中是極重要的關鍵語詞，因為民間教派的傳道者認為，三教聖人之道乃應時應運而降，而三教聖人所傳之「道」的主要目的乃為拯救眾生脫離末世之苦。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，每一個時期，都會有負有「天命」的救世主應時而生，而這些救世主是奉上天之旨而降生人寰的，三代之時，政教合一，是以傳道者即是執政者，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等，開創令後世稱羨的盛世；三代以降，政教分離，執政者以利為主，不識大道之真義，導致世人不識真理，世風日漸敗壞，以致人倫失序，進而影響宇宙失序，形成所謂的「末世」。為了挽救此一日漸失序的社會，以及因宇宙失序所帶來的苦難，三教聖人應運而生。自此後，傳道者的「天命」乃以拯救「人」之性靈為主，使「人」能夠回歸本體，躲避末世之苦，而唯有身負「天命」者才能達此任務。因此，民間教派認為，「真道」非時不降、非人不傳，故而自明清以來，民間教派非常強調「天命」的重要性，此「天命」意指救世主或各教派的領導者，以能夠指導修行人回歸終極實體者為要。有關明清民間教派之「時命」的問題，筆者欲另撰一文詳述之。

（註20）朱子所編著之《四書章句集註》自元皇慶二年以迄清光緒三十一年列為科考的必備書籍，因此在民間的影響力很大。雖有諸多讀書人對朱子的說法不甚同意，但因科考的因素，朱子所編著之四子書，成為民間流通最普遍的書籍，是故在民間所譯注的《四書》之作，受到朱子的影響甚深，一直至現代，民間教派所作的《四書》注釋作品，行文之中時而可見朱子之說。我們由是可見大傳統文化對庶民社會的影響力。

（續下期）